6月8日，王毅外长在哈萨克斯坦与中亚五国外长举行会晤，共同发表联合声明等四份文件。这是“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继2020年视频会、2021年西安聚首后的第三次会晤，发生在俄乌冲突给整个中亚地区带来冲击的背景之下。

外界关心，此次外长会取得哪些重要成果，对中国和中亚五国关系发展意味着什么，又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最大成果

在中国周边外交的版图中，中亚五国的地位举足轻重。

五国中有三国是我直接邻国，中亚的稳定对于中国西部安全至关重要。

它们也是友好邻邦和战略伙伴。自中亚各国独立伊始，中国便同它们正式建交。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亚各国热烈响应，纷纷提出本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之对接。双方各领域合作积极推进。

“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始于2020年，由中方提出，旨在加深中国与地区国家间的多方面联系、各领域合作。继2020年7月首次视频会晤、去年5月在西安线下会面后，本次会晤是王毅与中亚国家外长之间的第三次紧密互动。

“外长会晤机制启动时间不长，但已成为双方加强信任、推进合作、发展新型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渠道和有效平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许涛指出，自2020年以来，每次外长会晤都会达成具体成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抗击疫情、共同应对地区重大政治变化等。

8日，第三次外长会晤结束后，与会各方都给予积极评价。舆论指出，本次会议通过《联合声明》等四份文件，达成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多方面共识，成果丰硕，别具意义。其中，建立“中国+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堪称最重要成果。

“从此前外长会晤机制上升到元首层级，更具战略引领性。”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副主任杨进说，这是中国和中亚五国外交关系提质升级、再上台阶的标志性成果。

许涛认为，元首会晤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可从两方面理解。

一是，为不确定的形势提供稳定因素。

中亚地区自独立以来已逾30年，但地缘政治构建仍不太成熟，潜伏很多问题，积聚很多能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发下，最近几年，中亚地区重大事件频发，包括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非正常政权更迭、多国边境冲突、今年初哈萨克斯坦发生骚乱等。这些事件不仅关乎一国政治走向，也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间合作造成冲击。人们感到，中亚可能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调整，甚至是大动荡时期。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元首间对话机制，将为地区局势注入稳定力量。

二是，补上此前元首会晤机制缺失的“拼图”。

中国与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已有元首会晤的机会，但覆盖面不全，土库曼斯坦没有被囊括其中。后者秉持中立政策，只是上合组织的“客人”。就双边关系而言，土库曼斯坦重要性不容小觑。它是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源头，是中国解决能源安全、进行清洁能源改造的重要伙伴。本次联合声明也提到，各方欢迎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此次建立元首会晤机制，将填补目前上合框架内的遗漏。

两处亮点

今年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1月，习近平主席曾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宣布在兼顾彼此利益基础上，继续合力构建内涵丰富、成果丰硕、友谊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本次会晤回顾了1月各国领导人所达成的成果，通过了“落实共识路线图”，还发表了《关于深化“中国+中亚五国”互联互通合作的倡议》和《“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等成果文件。

舆论认为，深化互联互通合作和数据安全合作的两份倡议，可以说是本次会晤的另两大亮点。

互联互通方面，许涛指出，这是构建“一带一路”的重点方向，本次外长会晤的特殊在于，以集体文件的形式作出表述，涉及跨境铁路运输、产业链等、“绿色通道”等多方面倡议，可从两个角度来观察。

一是重要性，与中亚国家的地缘需求相契合。这些国家最大的地缘特点是深处内陆、远离海洋，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较弱。因此，它们在历史上一直努力对外开展对话和沟通，采取多元外交政策，以形成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它们普遍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重要机遇。

二是艰巨性，仍面临各种问题和复杂条件。比如《联合声明》提到，各方注意到实施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的意义，包括开展项目可研工作。事实上，围绕这条铁路的相关谈判已启动多年，但受制于融资、轨距和大国博弈等因素，在操作层面迟迟没有突破。

数据安全方面，杨进指出，数字经济是目前世界各国极为重视的产业领域。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数字经济都呈现蓬勃发展势头，双方正围绕数字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各项合作。一些中亚国家正推进数字城市等计划。背后都涉及数据安全问题。各方此次达成共识，也是希望加强合作来应对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特殊形势

与前两年不同的是，本次外长会晤发生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之下。“俄乌冲突赋予本次会晤非同寻常的意义。”俄罗斯《独立报》8日称，受其影响，中亚国家货币贬值、食品价格上涨。由于中国一直是这些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它们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

两位学者指出，俄乌冲突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构成冲击，中亚国家首当其冲，非传统安全风险上升，包括粮食不足、就业问题突出等。在此情形下，中亚国家自然会对与中国深化合作抱有期待，希望推进多元伙伴关系，以抵御风险。本次外长会晤的举行和元首会晤机制的确立，展示了双方共同应对新挑战和新动向的积极姿态。

此外，杨进注意到，与前两次外长会晤不同，本次会晤有关疫情的讨论明显减少，世界正进入后疫情时代。

与之相应，中亚国家对与中国的合作会有新的需求，双方合作方向会有一些调整，更注重质量和创新合作，这也在成果文件中有所体现。比如《联合声明》提到保障粮食安全、将中亚五国全部列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等。这都说明中国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核心，就是瞄准地区国家民生福祉、促进经济恢复性发展、推动地区稳定与繁荣。

优势明显

围绕王毅此次中亚行，一些外媒“想象力”丰富，围绕时机、目的做文章，甚至渲染“竞争”氛围。

就在5月23日至27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率团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五角大楼、美国国际开发署等部门都派代表随行。有评论称，重要部门悉数到场，美国正在寻找“重回中亚”的切入点。中国外长紧随其后，可能带有一定针对性。

两位学者认为，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引人关注，不足为奇。这说明中亚地区地缘战略位置之重要，也能展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的与众不同。

“不少西方国家与中亚五国都有‘5+1’外长会晤机制。尽管各国政策目标不同，但大多都把相关机制作为政治博弈的一条途径。”许涛指出，比如美国，它把中亚作为后苏联空间改造的目标区域，希望通过上述机制以及经济援助等方式，把中亚地区和俄语地缘文化板块相剥离。这是冷战思维的体现。近两年来，随着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它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又增加了“针对中国”的重要内容。

杨进指出，美国号称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有利益，自中亚地区独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中亚，深耕布局。它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既有价值观输出的想法，也有大国竞争的考虑，想在当地建立战略据点，削弱或平衡中国、俄罗斯的影响。

但是，美国的平衡或干扰行动影响有限，不必高估或过度解读。因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有多方面优势。

一是地理层面。双方是近邻，中国属于本地区国家，与中亚国家利益高度连接。“域外国家可能不在乎当地是稳是乱、是贫穷还是发达。但对中国来说，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休戚相关。因此，双方会在多方面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杨进说。

二是心理层面。中亚国家国情不同、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但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没有意识形态隔阂，不强调价值观。“中亚国家对双方交往最大的感受是安全感。”许涛说，尽管过去曾有移民等方面的误解，但随着合作推进，形势越发清晰。

三是制度层面。双方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政治上高度互信，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丰富、健全，包括上合、“一带一路”等。

综上可见，“中国和中亚国家合作前景光明，可以用较平和的心态看待美国的平衡和干扰。”杨进说，毕竟，发展和稳定，才是最受中亚国家欢迎、最为中亚国家所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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